到几个重灾区的基层去。现在年轻的机关干部多是大学生,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,在非典之机到基层来锻炼也是有必要的。我为什么要在信上谈起基层的一些事,主要原因是我觉得你在国外时间不短,从国外媒体上听到的都是国内的问题,所以你提及基层必然要加上一个腐败。
看到你纯粹下意识地把腐败两个词挂在嘴里,我就觉得有些心痛,因为我是最基层工作人员,最了解基层的情况,这种以人群为划分的贴标签式的说法,我是不接受的。
写这封信原本应该是多谈感情,为什么要谈到观点,因为感情和观点必然是不可分的,观点明显差异的人是很难达到水乳交融的,我不想掩饰我们这几年形成的思想观念上的差异,所以就把这种想法提出来。
我们这边腐败分子多,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留下制度性腐败的口子。只要把某件事某个人按照法规来判断,腐败就是腐败,没有腐败就是没有腐败。换句话说,从法律上就从来不承认领导干部拥有财富的权力(当然有些写书等正大光明赚钱的除外)。
这句话你可能不理解,我用最直白地话来说,一个领导人的工资和合法收入是很明确的,有据可查,只要超出这部分财产就是不合法的(有一个罪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),国家随时可以启动法律程序追究。
比如我,除了能够说明来源的收入外,法律上其实是断绝了我的发财机会。
现实社会是复杂的,人都是有私欲的,所以很多干部为了追求幸福生活都会想办法赚钱。就算是用合法手段赚钱,只要是干部,都是不合法的。
一句话,我国领导人只要拥有财富就始终存在法律追究风险,本人在世时永远无法彻底洗白。相关制度就是一柄悬在头上大刀,有可能砍下来,也有可能不砍。但是当事人一定会感受到那柄刀的威胁。
在这种情况下,腐败案的绝对数显得多一些(相对数并不高)。
这是与西方的情况不一样的地方。
算了,写到这里我觉得几句话说不清楚。
我在山南大学是学历史的,就换个说法就是路径依赖,任何国家选择发展道路都脱不开历史,你把现在的领导全部想象成以前的“儒生”,一切问题就简单了。
我们的制度其实是传统政治制度的自然延续,借鉴了西方制度的优点,是秦时开创的郡县制加上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合体。我们的政党与西方政党从本质上也不一样,是全体“儒生”的集合,代表的是天命。所以西方的观点往往不能解释我们的政治体制,硬套西方政治体制是解释不通的。
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,用自己的思维来解释我们的发展(包括****和独裁都是西方的话语,与我们国家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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