确实,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,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。帝王们营建宫室、四出巡游、奢侈浪费,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、转死沟壑。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,一切与皇帝的“欲”和“动”相关的事情,都是巨大的危险。“游观”、“田猎”,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,都是皇帝的大忌。从春秋战国时候起,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、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,比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之赋,以及魏徵的《十思疏》。“改革”、“兴作”在中国文化中,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。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。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,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,稳定高于一切,省事优于一切,“清静无为”是最高的政治追求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,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,那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。现实即使千疮百孔,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,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。不兴革,忌扰民,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。
在这种文化背景下,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,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**,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,“端居垂拱,面南而治”。孔子说:“无为而治者,其舜也与?夫何为哉?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
然而,杨广却不这样认为。事实上,在杨广看来,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。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,在他登基之际,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。苏轼称:“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,莫如隋。”《通典》记载文帝时天下富足情况时说:“隋氏西京太仓,东京含嘉仓、洛口仓,华州永丰仓,陕州太原仓,储米粟多者千万石,少者不减数百万石。天下义仓,又皆充满。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。而赐赉勋庸,并出丰厚,亦魏、晋以降之未有。”到隋文帝末年时,“计天下储积,得供五六十年”。从小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杨广对财富的看法与父亲不同。在父亲看来,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财富聚敛起来。在杨广看来,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,并且花得漂亮,花得值得。
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high了,藩王虽然也权力巨大,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。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,是人间的上帝。坐在龙椅上,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**,不管这个**多么富于挑战。在即位后的前几年,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。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称,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,夜以继日的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。虽然每天睡得很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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