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资都已经在年关时拨出去了,在进行战事的时候,也不适合再进行更多的制度改革和人事变动,而当以稳定为上。故而陈冲一时间闲了不少,连带着司隶府都变冷清了些。
太学博士祭酒赵商眼看陈冲得空,便请郑玄之子郑益恩出面,延请陈冲到太学中来讲学,以缓和两门这两年来较为生份的关系。陈冲也不好拒绝,到了四月庚子的时候,他便带着诸葛亮、庞统等学生到太学中做客。
本来在炎兴七年的大变之前,长安太学颇有起色,虽不复雒阳旧观,但放眼天下,也只有刘表的襄阳学宫能相提并论。但吕布之乱后,关中死伤甚大,原本从关东蜀中前来求学的青年,都由此纷纷逃难回乡。更别说太学又疑为天子一党,愈发不得势,即使八年时陈冲来过几次,也于事无补。如今的太学只剩下千余人,在空旷的庭院石林之中,往往百余步不得见人,显得极为寂寥。
这一日陈冲来太学,博士们就在陈冲当年督造的《国史》碑林中摆席设坛,让陈冲主席。陈冲也不客气,当即在学生们面前畅谈《春秋》,从各派嫡流中讲述释经的异同。但陈冲谈话向来发散,他在谈了些具体的史料后,忽然提出一个问题:“仲尼着《春秋》,字字针砭,到底是良史,还是恶史?”
赵商很快答道:“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,考其真伪,而志其典礼,上可遵周公之遗制,下大明将来之法。自然是良史。”
陈冲说:“既然是史书,怎可遵遗制,明后法?”
在一旁的庞统闻言,即刻笑道:“老师是说《春秋》是经不是史啊!”
陈冲微微颔首,又抚须道:“本来如此,史是万经之基。当以直笔详录为上,若不能知其全貌,便不足以分辨是非,更不能说是真明经。《春秋》虽不曲笔,但所谓微言大义,却是我不喜的。”
说到这,陈冲见众人若有所思,便又叹息道:“人心易变,自古最难得的是什么人?是纯质之人。自古最常见的是什么人?是反复之人。陈平自保而成功,董狐直笔而死亡。但人偏偏只有活着才能做事,所以很多功过,是说不清楚的。而着史,说到底是一件活着的人给死人写书的事,而后活着的人也将死去,只有史书能留下来。针砭功过还是留给后人自己吧。”
话题到此算是告一段落,但陈冲其实还有一些话没说。他方才说到陈平董狐时,其实下意识地就想在说年轻时在阳平里和关羽议论时,谈到的对刘秀的评价,但话到嘴边,又想起来这是在大庭广众下,不适合直言,这才又隐去了。他不无自嘲地想:有些话尚且不能出口明言,又如何直笔写史呢?我也是有些自欺欺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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