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国大事的诏制,也称为内制。
中书舍人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,称为外制。
翰林学士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,而翰林学士承旨,则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宰相之权。
翰林院学士承旨,从二品。翰林学士,正三品。
李世民以这高品级,一下子明确了翰林学士们的重要地位。
中书门下的宰相们,先是被削了兵权,如今又弄出一个内相,也是处心积虑。
承乾坐在那里,看似很认真在听课,其实是在神游物外。温氏三雄颜氏三雄是当代大儒,他承认。但他就是觉得这些老儒们,讲课有些太干枯了。
听李超的课,总是很生动。每讲到一处,都会有鲜活的例子,会有大数据分析,让人一目了然,听了会很信服。
今天,承乾向温大雅提了一个问题,“就是税赋,到底是按丁征税好,还是按财富多少征税好?”
这个问题,其实非常不简单。
大唐的基本国策,是均田制。朝廷向百姓均田,更多的百姓分到田地,然后朝廷在此基本上推行租庸调的基本税制。
租庸调,正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才能实行,因为这个税制的根本,就是近课丁征税,且是固定的税额。这个税额,正是在课丁均田的田亩数上均来的。
因此,如果均田到位,能一丁百亩田,那课丁每亩田摊到的税不高。可如果授不足田,那摊到的税就高,甚至如果没田,也一样得纳那笔税。
在两税法前,富人们就算田连阡陌,拥有几千几万亩地,他们纳的田赋,其实是高限度也是一丁百亩,甚至他们往往还能享受特权,不用纳赋。
李超提出两税法,则是不管丁口,而是直接以户为单位,按所拥有的田地数量来征税,百亩起征。超过的,都按亩数征收,不设上限。田越多,征的越多。
这租庸调和两税法,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征税思路,并且其实是相互矛盾的。
“黎国公,你觉得按丁征税好,还是按财产征税好?”
太子再次问道。
温大雅踱着步,觉得太子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深度,这是涉及国之根本了。
大唐的基本国策是均田制,有了均田制,才有了租庸调制,甚至府兵制也是在这个均田制上建立起来的。
朝廷在中原不断的均田授地,中原田地不足,朝廷又大举移民边疆,开荒拓地,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国策的。
但如果算一笔账,就会发现,均田制很难长久满足。就如今,大唐都有一千万户,拥有五千余万人口。其中丁男,也有上千万。哪怕一人一百亩地,其实大唐根本没这么多地可分。
大唐的土地许多还是掌握在地主豪强们的手里,哪怕可以开发边疆,也不够发。
尤其重要的一点,天下一统,日渐承平。没有战乱,人口会迅速的增长,而不会减少,以后土地的缺口会越来越大,用不了多久,均田制度就难以为继,因为无田可授。
均田制如果继续不下去,那以均田制为根本的租庸调税制,也就成了空中楼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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