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,直接镇压这些闹事反抗的地方中小地主。
至于大地主?他们中绝大多数巴不得中小地主和农户都去死,而少数的一部分,是精英中的精英,其家族收益,早就从土地产出为主,转型为家族土地为根基,保留其产出存在即可。
通过各种势力的结合,十几年的酝酿,终于产生了“打工潮”。
老张不能说“打工潮”中的这些人是赤贫无产者,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小有产者的,但这种小有产,和无产也就是隔了一层纸,一捅就破,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。
在唐朝各地针对人口流动还十分严苛的时候,环绕武汉地区,或者说扬子江流域,却大多出现了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
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,比如地方州县,可以用“征发民夫”的名义,让本地“民夫”运输粮食去武汉。
至于“民夫”运输粮食去了武汉,归期如何……不作太多要求。
政策非常灵活,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。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,比如四大流放地,那是万万不能碰的。
“打工者甚多,但也不是消化不了。今年尤其是土木行,用人极多,其中半数打工者,都会去‘湖南’。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,堪比长城,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,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,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,工期一到,都会选择留下,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。”
“这打工者,可有衙门管理?”
“多个衙署联合,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,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。实在是万一出现‘民变’,就是大事。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,基本没有休假之人。”
便衣警察的压力之大,可以想象。毕竟打工潮往往都是乡党抱团,和武汉本地工人阶层是有极大区别的。一旦出现一两个智障一样的商人拖欠工资,或者一两个官吏吃相太过难看……楚地乡党的暴脾气,可比千几百年后的“来信砍”还要酷烈。
两三户人家就敢喊着造反冲击县城……这就是现状。
也不仅仅是现状,秦汉以来都是这德性,军阀对这一块区域那是又爱又恨。爱楚地老乡的暴脾气,也恨这种暴脾气。
“那就新组个衙门,各部门都挑人,择选标准只有一个:胆大心细。”
“是,使君。”
“先挑人,抓紧时间,月内考察完毕就上岗。”
“是。”
官吏选择是比较麻烦的事情,专项工作要求的特点,很考验地方官场的深度。比如打工者来源广泛,群体众多,这就要求一线吏员必须掌握多种方言,最少也要能够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。
这年头又没有什么普通话,也推广不了官话,这就需要一线办事员的经验丰富,还要见多识广。
除此之外,一线人员要掌握基本的统计技能,因为还要承担一部分“查户口”“查身份证”的职能。
换作别的城市,只怕早就抓瞎,而武汉这么多年的扫盲,加上中小学的成立,新生代大多掌握基本的数学、语文技能。放全国大多数地区,那都是上等英才。而在武汉,体制中属于基本要求。
旧年在沔州、鄂州混饭的老牌官吏,因为武汉的体制特殊性,也不得不逼得自己去继续学习。
每年新增的知识量之大,比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学的东西多得多得多。
整个武汉官场,要是连柱状图、数据表都看不懂,那大多都是清水衙门等着退休的。
五天不到的时间,江汉观察使府又多了一个叫“外劳办”的办公室。
全称是:外来务工人员管理和保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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