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类,仅仅是白糖这么个玩意儿,就撬动了多少人的灵魂。
但是北地豪族想要在乡间搞经济作物扩种,一个棉花都搞得焦头烂额,皇帝卡死了每年的粮食税赋,就算花钱购粮,远了太贵,近了互相竞争。你能种菜发财,凭什么我要种粮食?
权衡之下,反倒是朝鲜道、倭地更加有吸引力。
不了解河中变化,难不成连朝鲜道、倭地都不了解?
加上这几年倭奴大量出口到了中原,可以说整个倭地的行情,都是心中有数的。
原本唯一计较的,就是倭地环境能不能有所产出。但是随着皇帝的一个念头传出来,北地豪门自然就知道,倭地是可以经营一番的。
说到底,贞观皇帝就是最好的风向标,这世上有什么好处,别人闻不出味道来,换贞观皇帝,就未必能瞒过他的鼻子。
于是皇帝前脚刚过“天津桥”,北地豪族后脚就派出了队伍,前往朝鲜道静观其变。只要洛阳有消息,人在朝鲜道,立刻就能有所操作。
是南下还是在朝鲜道种田,怎么算都不会亏本。
更何况还有“大推恩令”在脑袋上悬着,固然可以糊弄皇帝,但难保酷吏为了表现的忠心,拿起鸡毛当令箭在他们身上刮油,那也是不可预料的事情。
于是事情就赶巧在了一起,夏粮征收之前,北地豪门大多都在寻找介入朝鲜道的门路。
不拘朝野官民,只要能插上一脚,就算是阶段性的胜利。
伴随着自上而下的且是难以抗衡的“土地兼并”,依附在皇权的新·新贵,大多不能够直接从土地上攫取利益,他们“狐假虎威”的主要收益,已经从纯粹的土地产出,转向了农副产品的二次加工,以及门类多样规模庞大的工商贸易。
这对“膏腴之地”的地头蛇,尤其是皇权能够掌控的地头蛇来说,压力空前的大。并非没有人举起反旗来对抗贞观皇帝,但无一例外,不论规模大小及地理位置,长则一年,短则一天,结局都是以失败而告终。
不管是“民心”、财力、物力、人力……中原地方豪族面对皇权,已经由平衡彻底转向了全面劣势。
而“科举”的大力坚持,又进一步瓦解了豪门对教育权知识解释权的垄断。衣服新式庄园,尤其是“皇庄”的“小农”,以及除洛阳之外富裕城市的“住户”,也就是小市民,成为了“科举”选拔的主力。
皇帝自然而然地,成为这些“科举”道路上精修之辈的“精神导师”。而又因为某条非法穿越工科狗的乱入,导致贞观朝的“科举”选材在画风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
截止贞观二十二年,“科举”道路上,受“王学”“新学”影响的青少年,在中举之后,往往会因王孝通的关系,拿到皇帝中旨御赐的“进士”证书。
含金量固然不如正牌科举进士,但是,这就是官场的合格入场券,是成为国朝中流砥柱的资格证。
这种逐渐把地方豪门在政治版图中弱化边缘化的手段,也倒逼了中原世族进行改变。倒霉一点的,比如范阳卢氏,垮台之后只能转为地下,从而在南方经济巨头那里“借壳”,是上市还是重生,就要看自身的修炼,以及那么一点点微妙的运气。
并非所有世家豪门,都能够像琅琊王氏那样,垮台之后还能通过一个女人再度迸发出打不死的生命力。
当北地豪门无法进行强化主干的时候,他们的选择并不多,在并不多的选择中,他们选择了“多点开花”“开枝散叶”的路数。自“大推恩令”通过暴力机关监督以来,北地豪门成立的XX氏XX堂多不胜数,虽然明知道将来分支必然会独走,但短期之内,也只能指望“同一个祖先”来维系。
这种“脆弱”的联系,对世家豪门而言,是相当不能够接受的。只是,李皇帝不驾崩,基本没有反攻倒算的机会。
直到朝鲜道行军总管府成立,皇帝“巡狩辽东”之后,还督建平壤宫,接着就是鲸海都督府这个江湖传说冒出来,然后又是“宣政总制院”的小道消息。真真假假,却让北地豪门看到了一个希望。
中国之内不能染指的东西,身在域外,其未可知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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